近期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的鼠疫事件在10月8日至9日之间有了新的进展。俄方报告显示，近5000份样本的检测中未发现任何危险性病原体，两个生物安全委员会确认没有发生实验室事故，超过90%的密切接触者已经结束了医学观察。为此，伊尔库茨克市开始解除相关的预防性防疫措施，官方表示当前不存在疫情风险。然而，世界卫生组织指出，俄方尚未披露完整信息，无法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，同时要求公开死因的病原学检测结果，并且提供实施大规模措施的依据。西方媒体曾夸大“第二例死亡”和“生物武器泄漏”等说法，之后被俄方否认。美欧也向俄方索求更多信息，而中亚部分国家则提高了口岸的检疫水平。客观来看，科学上鼠疫爆发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，但信息透明度仍然不够。然而，值得深思的是，在短短几天内，恐惧足以让部分人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接受超出常规的管控。这一现象在新冠疫情期间已经显现得淋漓尽致。2020年至2022年间，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情况下，许多国家以“保护生命”为名，实施了极端的防控措施。欧美多个国家封城数月乃至多轮，公共场所遭到军事化管控，一些国家则禁止集会、限制宗教活动，无明确的结束条款。德国宪法法院后来裁定，长期禁止小型合规集会是违法的。在部分国家，数字接触追踪应用也被长期保留，超出公共卫生的必要性。此外，部分国家在“战时状态”之下的立法监督暂停，行政命令直接具备法律效力，生物信息和行踪轨迹的大规模收集没有设定删除期限，而对异议人士和弱势群体的区别对待也被正当化，成为全球普遍现象。回顾这些措施可以发现，明显超出了比例原则（即适当性、必要性和狭义比例性），这正如政治哲学家阿甘本所警示的“免疫范式”那样：以生物安全置换政治自由，恐慌中人们不仅不反抗，反而主动要求更多的管控，利用例外状态使紧急权力常态化，而许多措施在疫情结束后并没有完全撤回。再将目光投向伊尔库茨克，可以看到三种力量在不同程度上利用“鼠疫疑云”产生的恐慌。首先是信息不对称和官僚惯性：最初宣称“试管破裂感染鼠疫”，随后又改口为“不明肺炎”，强制隔离200人却未公布完整的检测数据，信息真空滋生了更大的恐慌，恐慌又成为“先封再说”的借口，压缩了公众追问的空间。其次是流量资本和地缘叙事：一些媒体将情况渲染成“黑死病再现”或“生物武器的试验场”，以此获得流量，同时外界也要求俄方披露生物实验室的信息——此时公共卫生便被政治化操弄。最后是治理惯性中的紧急权力没有设定结束条款：以“最大预防原则”展开隔离、追踪和限制探视，但却没有明确的撤销条件和时限。如果公众随意接受，例外权力便会演变为新的常态，正是许多国家在新冠期间所经历的过程。我们需要明白的是，简单地说“别恐慌”并不是在无视真实的风险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在恐惧的驱动下无条件让渡自己的权利：接受无限期的隔离和行踪追踪而不质疑法律依据和结束条款；默许无界限地采集生物信息、社交关系及通话记录；将“先封禁再说”、“先删帖再说”视为理所当然；或因为恐慌而产生对特定职业、地区或群体的敌意（这种现象在新冠期间频繁出现过）。这就好比把“下雨的权利”交给了“卖伞的人”，结果是“雨”似乎总是不断地降落。无论是在面对瘟疫、灾害还是其他社会性恐慌事件时，公民至少应坚持以下几点：要求信息的透明，官方有责任公布原始检测数据、尸检及病原学结论、接触者追踪的结果，而不仅仅是“形势稳定”这句话。质疑措施的合法性、必要性及其时限，任何限制人身、隐私、集会和迁徙的措施都必须有法律依据，符合比例原则，并且附有明确的终止条件（如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和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第4条的要求）。保持独立的判断力，区分“真实的医学风险”与被夸大的末日叙事，既要谨慎不信谣，也要拒绝迎合权力。应记住，紧急状态并不意味着法治的废除，超出必要限度的紧急规避是违法的；公共卫生不应成为无止境权力扩展的借口。可以配合科学的防控措施，但绝不应该在恐慌中轻易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。在刚刚好转的时候，请不要忘记曾经的伤痛！